这一事件，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有关李白作《清平调》《菩萨蛮》以及《醉草吓蛮书》等传说，都应有其可信之处。

羌族为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游牧民族之一，唐时即有一支聚居在李白故居昌隆县西边的汶山一带，南下后又聚居于峨眉山周围，往南至云南的一支，即南诏的乌蛮。李白出蜀之时，先沿西边南下，游峨眉山，然后去三峡，往浙东漫游。各处的活动，都有羌族文化的踪影相随。

李白作《登峨眉山》诗，中云：“偶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根据汉代传为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上记载，知骑羊子为葛由，羌族神仙。羌族以羊为图腾，又崇拜白色，李白笔下，尽多白色之物，如白龟、白鹿、白鹦鹉、白蝙蝠等等，不一而足。而牧羊故事亦常见于笔下。当他四处漂流，想起儿子时，就对友人诉说：“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李白的先世向来居住于河西走廊西端。晋代五胡乱起，河西地区的一些地方政权乃据地自守，而又辗转通过蜀地与位处江南的东晋、南朝联系，表示尊奉正统王朝，其时江南的神仙道教也早已通过蜀地而传至西凉。李白九世祖李暠，除了效忠晋室外，还一直景仰蜀地的地区文化。李白之父携家东下，定居于绵州，可由此得到解释。李白出蜀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爱名山入剡中”，因为其地多名山，如天姥、赤城、四明等山，都是神仙出没之处。其中金华一地，尤堪注意。因为金华山上的神仙赤松子，亦即皇初平，又称金华牧羊儿，也就是目下仍然广泛传播于南部地方的黄大仙，凡此均与葛由同出一脉。皇甫平叱白石成羊的故事，还记录在葛洪《神仙传》中，传播至广。赤松子入火自化之说，亦与羌族有关，因为羌族实施火葬，故有此说，李白乃又称之为“紫烟客”。

上述种种，足以说明李白深受突厥文化、南蛮文化与羌族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将李白其人称作“多元文化的结晶”。他的作风与癖好也颇与同时其他诗人不同，如逞强杀人，浪游任侠，喜饮葡蔔酒，热爱音乐歌舞等等，都与这种特殊文化背景有关。

李白在有关民族战事的一些篇章中，也反映出了与当时文士截然不同的情绪。在他一生中，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发生的重大冲突，有石堡城之役与南韶之役。汉族文人受尊王攘夷观念的支配，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同仇敌忾，这时便丑诋异族，昌言讨伐，李白却持相反的态度，反对这类战争。他喜游侠而不愿从军，也不去边塞谋求发展，只能从他与边疆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特殊的背景中寻求解释。

从李白的学习问题上也可看出他与中原地区文士的不同之处。他在介绍幼年所学内容时说：“五岁学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童子八岁学六甲，是汉魏时期的学制，唐时已无这种规定。根据李白的自述，他们一家原为西凉李暠之后，李白之父首以六甲授子，正是保留着西凉一地所传承的汉魏六朝的传统。李白在文学上重“复古道”，喜乐府古诗而不重近体，应当与这一文化背景有关。

自从唐初颁行《五经正义》，科举试中有帖经的考核，文士涉学之初必须在正经正史上下功夫，李白学的却是百家杂学。因此，他既不去应朝廷用以牢笼士子的科举试，也不太重视儒家学术中的历史哲学与伦常观念。《远别离》中说：“尧幽囚，舜野死。”把古代的禅让之说视作与后世的篡夺之事无异，说明他并不重视儒家的一些政治理想。

在李白的思想中，百家并陈，无所轩轾，不受儒家思想的束缚。他以先秦时期的一些奇能异材之士为钦慕对象，追求奇士与高士的完美结合，显得自尊、自信，并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负。因此，他在诗歌中高扬独立不屈之人格，呈现出后世难以再见的自由、奔放与活跃。

这与他的生长地区也有关系。蜀地因交通不便之故，文化积淀的现象比较严重。此地为道教的发源地，故李白自年轻时起即向往神仙。其时赵蕤著《长短经》，宣扬纵横家和法家思想，李白又从赵蕤游，这对他一生也深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