诮（qiào）责备前代的君主中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

诮（qiào）：责备。

前代的君主中，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商纣；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残杀“清流”结成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而彼此称扬赞美、互相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加以亲用。然而后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够辨识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代，他的邦国里臣子三千人全都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可是周却因此而振兴，那是贤人即使很多他们也总觉得不满足的缘故呵。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唉！历史上治乱兴亡的史迹，做君主的可以引为鉴戒啊！

纵囚论

“纵囚”是指唐太宗贞观年间曾经释放一批死囚，并与他们约定来年受刑之期，结果到期这些死囚如数返回而皆得赦免。这件事通常被人引用作为君主取信于民的历史例证，欧阳修在本文中则从情理和史实两个方面，指出这种记录不足为信，即使真有也不足取法。论断明晰而章法严谨，其结论和建议均令人信服。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45，录大辟囚三百余人45，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唐太宗六年：即贞观六年（632）。

大辟（pì）：死刑。

诚信和礼义在君子中间通行，而刑罚诛戮则施加于小人之身。刑罚重到该判死刑，本来是罪大恶极，这样的罪犯，又是小人中尤其恶劣的。宁肯为义而死，不肯随便侥幸活着，能够视死如归，这又是君子也很难做到的事情。而在唐太宗即位的第六年，审查死罪囚犯三百多人，太宗都放他们回家，又约定期限，让他们按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拿君子都难于做到的事，来期望小人中的恶劣分子一定能够做到啊。而那些囚犯到了约定期限，却竟然都自动回来，没有一个超过期限的，这是君子都难于做到的，小人却轻易做到了。这难道近乎人情么？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45，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45，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意：料到，估计。

贼：窥测。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的确是小人。但等到在上者对他们施加恩德，也可使他们变成君子。可见恩德感人之深，改变人的性情之快，竟能达到这种程度。我回应说：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得到恩德深入人心的好名声。怎知他放囚犯们回家，不是事先料到囚犯们希图免死，他们一定会回来，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怎知囚犯们被放回家，他们不是事先料到自动返回后必然被赦免，所以才如期返回的呢？料到他们必然回来才放了他们，是在上的太宗窥探得了下面囚犯们的隐情；料到自己必能免死才又返回，是囚犯们窃得了太宗的心事。我只看到他们上下相窥探而成就了各自的好名声，哪里真有所谓的施恩德与知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太宗施恩德给天下人，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并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然而一天放归的小恩德却能使小人们视死如归，还坚守信用道义，我认为这个道理根本说不通。